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在绘画语言的探索中，还十分注重语言得以生成的社会文化情境。个人的生存经验和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对于艺术家选取何种或者几种绘画风格加以重新创造和治炼，是十分重要的。对于魏东、王兴伟、张弓、刘野、朱冰、胡向东等等年轻艺术家来说，语言风格的新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在新的情境中为我所需、所用，产生个性化的语言话语。虽然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难以归纳为一两股思潮或倾向中，但它们都以自身的个性话语（即对画面形象的个人化处理）开始切入当代中国工业化多元并置时代的文化情境和主题。
至此，我们也不能回避当代文化情景中艺术语言的重新创造，有着一种客观的现象，即抽象绘画和表现主义近年来成为较为热门的话题。江海、王易罡、毛旭辉、杨克勤、刘锋植、徐若涛等一批艺术家的作品的出现，不仅有外部中国社会特定环境因素作用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主义在中国本民族潜意识中一直有深厚的土壤，中国当代之抽象
油画及绘画中表现主义倾向，是在对以往艺术形式和传统的再发现中，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路线的。虽然这些绘画是从中国现实的文化主题中生发而来的，初具个性化的色彩，但由于透过色彩和造型甚至于表现的题材对象本身，都难以同当下已固化的学院油画教学与创作的语言结构完全包容，因而带有边缘性的特点。
在王兴伟的作品里，艺术家个人化的感受和价值判断并未直白地坦露，而是试图消解并隐惹个人的好恶与看似客观真实的画面内容之后。换句话说，对于一位艺术初学者或没有视觉艺术知识背景的观众来讲，“东方之路”一画，无论是绘画的技巧还是景物的布局和构图，都似乎是一幅天衣无缝的好画。然而，经历过文革时期或具有一定艺术史知识背景的观众或许会恍惚觉得，这幅画面中的背景和环境，竟与一幅时代名画（印刷品的发行量之大可谓世界第一！）《毛主席去安源》如出一辙。是的，王兴伟“篡改]”了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名画，并且总是把自己和朋友们的影子改进画中，他“篡改”得不像超现实主义画派那样追求时空的错误与倾倒，倒是如魔术师一样以伪代真。画廊所要做的是对社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艺术史中的作品进行复制与攥改，以期调动观众的集体记忆（或称“人民记忆”），产生对熟悉的社会文化事件与符号的新鲜感。这种“熟悉的陌生化”的视觉语言，是王兴伟面对今日艺术发展的高峰状态的压力下从自身生存经验出发的必然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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